中国经济增长与房地产之辩
【郑哥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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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对土地财政、金融确有不少真知灼见，但也难免受到作者常年从事的相关工作的影响。
郑磊
中国经济增长是不是具有独特性，这是经济学界一直在争论的话题。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分别从人口、土地、制度变革等方面强调了中国情况的独特性。土地作为总生产函数里最早纳入的生产要素，随着西方国家工业化高度发展而作用不断弱化。在中国似乎并不如此，尽管农业占国民经济比例一直在下降，土地仍在很长一段时期起到了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作用。从事11年土地规划发展和7年学术思考的赵燕菁教授最近出版的新书《大崛起：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系统总结了土地财政（金融）和房地产行业在住房商品化过程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出了两阶段发展理论，一些观点值得研究和探讨。
1978年房改问题的提出打开了住房市场化大门，深圳最早借鉴香港经验，率先进行了用土地使用权吸引外商投资的尝试。1998年我国福利化分房制度彻底结束，住房市场化正式开始。2003年房地产业被列为我国经济性支柱产业，房地产投资大幅增加，随着房价上涨，政府开始加强对市场调控，有关房地产发展是否健康、土地财政缺陷的种种争论逐渐白热化。作者在这场争论中提出了支持土地财政的观点，这本书收纳了这期间他的主要文章。当然，作者并非盲目支持土地财政，而是基于他提出的城市发展的两阶段理论，指出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发展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期是必要的、有益的，之后必将进入城市经营阶段，土地财政的弱点逐渐变得明显，城市经济必须转型，进入高质量增长阶段。作者为此考察了欧美和东亚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以印证以上观点。
笔者认同作者在书中提到的部分观点，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对于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本文重点谈谈经济增长模型。从农业社会开始到现在的信息数字经济，笔者认为土地等自然禀赋,人力资本、商业金融资本、数据等社会禀赋，一直都是总生产函数的主要变量。在各个阶段受限于社会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各项要素发挥作用的方式和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制度和基于数据的知识积累、技术创新是内生的。为了克服主流经济学无法将其内生化的缺陷，可以将制度和生产要素视为两组随时间变化多维向量函数，相应将生产函数内部表示为制度向量和生产要素向量的乘积。前者代表生产关系，后者代表生产力，两组向量的动态变化就形成了一个国家（地区）或城市的经济生态，在任何时点都能确定相应的产出。从数学角度讲，这是一个连续函数，分析时可以划分为不同的时段，其中也必然包含了赵教授提出的“资本型增长阶段”和“运营型增长阶段”。
作者的两阶段增长模型，在解释城市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型时，提出资本来源不再是过去剩余的积累，而是转向预支未来的收益，这个结论未免武断。笔者不否认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具有以未来现金流贴现，提供当下投资资金的重要作用，但是尚未有任何国家能够单靠金融工具创新消除资本投入缺口。在有形物质生产过程中，剩余积累不断转化为投资才是资本的主要来源。另外，如果以城市经济作为研究对象，应注意到我国各地区的城市发展严重不均衡，解决发展过程中的投资缺口问题，不太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答案。
那么在依赖资本投入的粗放型增长之后，如何顺利转换增长模式，如何筹措高质量增长所需的资金，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必须给出答案。笔者认为有三点区别不能忽视。首先，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力改变了，加速城市化阶段主要依赖基建和房地产，政府的土地财政和房地产行业曾经是主要驱动力，此时已经负债累累、不堪重负，而且此类投资的边际收益快速递减，经济难以保持长期较高速度增长。经济结构和模式必须向更可持续方向转型，基于良好基础设施和高度城市化，属于实体经济部门的企业将逐步站上C位，技术创新和将要形成的固定投资转化为经济效益变为主要经济抓手。其二是激励制度必须调整到位。我们也看到，经过前一阶段的发展，民间形成了雄厚的存量资金，这与国有资产平台和地方政府高负债形成了强烈对比。由于技术属于软资产，创新带有高风险，传统金融以未来现金流贴现提供信用的方式遭遇了巨大挑战。如何引导海量民间资本进入实体经济，激发经济活力，为创业、创新提供资金，需要在平等市场竞争、产业准入、财税、产权、科教、法治、社会保障等方面，建立更有针对性的有利于科技创新和发扬企业家精神的稳定制度环境。第三，数据在生产中的作用出现了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人类在农业时代依靠观察天相和气候形成农业知识和技能，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对数据的加工能力和利用水平在快速提高，形成了系统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近期人工智能大模型取得的突破性进展，让人类有望在不久的将来，采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可以把生产成本降低到现在的几百分之一，生产力将得到极大提升。构建一个能够适应经济和社会变革快速改变的理论，才有可能指导人类做好应对的准备。展望未来，当数字化转型基本实现，WEB3.0成为社会基础架构时，数字化空间里的生产和金融可能需要的理论模型也将完全不同。
此书从城市化入手，对土地财政、金融确有不少真知灼见，但在观察问题的角度上，也难免受到作者常年从事的相关工作的影响。在讨论土地、房地产与经济增长方面，有时过度强调单方面因素，而对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等方面的影响讨论不够深入，这样容易将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简单化，比如用未来现金流贴现公式将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统一起来，得出非此即彼、因果关系过于绝对化的结论。但是此书瑕不掩瑜，对于理解中国土地制度和房地产行业有重要参考价值。
（作者系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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